看《太平年》，懂中华文明为何能跨越乱世

 

  2026年开年，一部名为《太平年》的历史剧登陆央视，迅速成为现象级作品。它不仅填补了五代十国题材在影视表达上的空白，更将吴越国“纳土归宋”这一体现中华文明核心特质的壮举搬上荧屏。这部剧的意义远不止于讲好一个历史故事——它透过千年前的乱世烟云，照见了中华文明“何以连续”的文化密码，为我们理解“统一性”“和平性”等文明特质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。

 

 

01 “太平”之问：乱世中的文明坚守

  五代十国（907年—979年）常被史家称为“唐宋之间的历史断层”——72年间中原更迭五朝，南方并立十国，礼崩乐坏，烽烟四起。在这“极乱”之中，《太平年》却选择以“太平”为题，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叩问。

  编剧董哲道出了命名的深意：“以十年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致太平——在后周世宗的宏愿中，我看到乱世中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，所有人都期盼未来的太平年景。‘太平’，就是人心的最大公约数。”这种对太平的渴望，恰恰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。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指出，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常被标签化为“乱世”，但其内在的文明整合力量与秩序重建逻辑，恰恰是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。《太平年》的深层价值，正在于它揭示了：即使在政治分裂的至暗时刻，文明统一的向心力从未消散。

  剧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——“但知行好事，莫要问前程”——出自五代名相冯道。这位在传统史观中饱受争议的人物，在剧中获得了更具历史感的呈现：他并非简单的“不倒翁”，而是在动荡时代艰难维系政务运转与社会秩序的“文明守护者”。这种复杂性，恰恰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乱世中依然延续的韧性。

 

 

02 纳土归宋：统一性理念的文化自觉

《太平年》的高潮，是吴越国主钱弘俶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（978年）做出的“纳土归宋”抉择。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刻意义，远非“投降”二字可以概括。

自吴越开国君主钱镠立国起，便一以贯之地奉行“保境安民、善事中原”的国策。苏轼在《表忠观碑》中赞曰：“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”，正是对此最生动的写照。这种长期的政治忠诚与文化认同，使宋廷视吴越为“内臣”而非“外敌”。当钱弘俶最终选择献上十三州、八十六县、五十五万余户，史称“纳土归宋”，他所依循的正是祖训中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”的家国情怀。李国强对此深刻阐释：“‘纳土归宋’承载的不是简单的版图聚合、疆域合成，而是中华民族对‘统一’这一历史大势的高度认同。”

  这种统一性理念，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化特质之一。剧中，钱弘俶在决定纳土前夜与群臣共饮，言：“愿天下同饮一杯太平酒。”这杯酒，既是和平的象征，更是文化认同的隐喻。

  《太平年》在港台地区引发热议绝非偶然。有台湾媒体人撰文指出，该剧向台湾社会传递的信息清晰而温和：“纳土归一不是屈服，而是智慧；不是失去，而是回归；不是终点，而是新太平的起点”。这正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理念在当代的现实回响。

 

 

03 以法护耕：民本思想的制度实践

如果说“纳土归宋”是全剧的精神高潮，那么吴越国的春耕治理则是贯穿始终的制度底色。《太平年》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，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春耕图景：吴越君臣卷起袖子亲自抓春耕、立制度，让江南春耕有条不紊；反观中原诸政权深陷战乱，春耕荒废，百姓流离。这种对比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：农事发达则政权富庶，春耕荒废则民生凋敝。吴越的春耕治理，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措施。钱弘俶多次微服出巡，亲自示范合理密植，责令官员组织技术指导。都水营田使水丘昭券则牵头制定春耕律法，明确春耕期间禁止征调民夫、摊派徭役，禁止地方官吏苛征赋税。

  更值得关注的是吴越设置的专业化水利维护队伍——“撩浅军”。在每年春耕前，撩浅军需完成所有灌溉渠道、堤坝的疏浚与修缮，若因检修不到位导致春耕受阻，相关将领与地方官吏将一律受到严惩。这种将农业基础设施维护制度化的做法，在千年前的乱世中堪称创举。

  《太平年》通过这些细节揭示了“民为邦本”的治理真谛。正如剧中郭威所言：“决定天下命运的，不只有长枪大剑，还有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。”这种将民生置于首位的价值观，正是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精华所在。

 

04 和平性：不忍生灵涂炭的文化基因

《太平年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引发热议，有评论员撰文指出：剧中展现的中国人不忍生灵涂炭的理念，吴越国主把百姓生命置于自身权势之上的选择，让人感慨。这种“不忍”之心，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。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、敬畏生命，所谓“上天有好生之德”、行“王道”不行“霸道”；中医讲辨证论治，把人体看作有机整体——这些思想理念延伸到国与国相处中，自然就少了杀气、多了和气。钱弘俶手握十万精兵，府库充盈，若逞一时之愤，未必不能一战。但他最终选择“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忍”——不忍一邦之民“久陷涂炭”。这种抉择，与南唐后主李煜形成鲜明对照：一个为私欲拖延战端，终致生灵涂炭；一个为苍生主动归顺，换来长治久安。

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点评道：“钱弘俶的退，是大智若愚的进；李煜的守，是自欺欺人的守。”这种对“英雄”定义的重新诠释——放下比夺取更需要勇气——正是《太平年》对传统史观的重要突破。

当下世界并不太平。数据显示，美以伊战争已造成1300名平民死亡，战争首日伊朗南部一所小学被轰炸，最终确认165名孩子遇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《太平年》所传递的和平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。正如《浙江日报》评论所言：“走出杀戮与仇恨，回归和平与合作，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，而是人类存续的必然选择。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智慧，正可为这条回归之路，点亮一盏灯。”

 

05 文化考据：让历史“活起来”的匠心追求

《太平年》的文化意义，还体现在创作团队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追求。38000平方米的场景搭建、8000多套服装、单套重达40多斤的真金属手工铠甲——这些数字背后，是对历史的敬畏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葛焕礼作为历史顾问，在剧本创作阶段结束后的一年半拍摄时间里，“几乎天天收到剧组发来的问题，甚至一天好几个”——钱氏祠堂牌位怎么写、灵堂怎么设、战争地图怎么画、五代各个朝代的旗帜形状颜色是什么，林林总总的细节。

这种对历史细节的考据精神，让《太平年》成为观众与历史对话的媒介。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力评价道：“细节，让史书文字变成可触摸的场景，考据也是观众与历史对话的过程。剧集提供‘可考据的历史肌理’，观众以智能检索为工具完成‘深度解码’，这可能是《太平年》的‘正确打开方式’。”

 

06 从史海到现实：文明回响的当代意义

《太平年》的热播，带动了全民读史的热潮，也引发了关于历史剧创作边界的讨论。有评论提出，剧中黄龙岛等虚构元素是否超出了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的创作原则。这种讨论本身，恰恰体现了公众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历史剧的期待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，《太平年》的最大突破之一，是把叙事视角投向长期被冷落的五代十国，使这一在影视创作中近乎空白的历史阶段重新进入公众视野。丁亚平指出，剧集提出一个关键问题：“当社会秩序破碎时，人们依靠什么维系生存与秩序，又如何在动荡中重建太平？”答案或许就藏在杭州西子湖畔的钱王祠与保俶塔中。保俶塔静立西湖畔，与雷峰塔遥相呼应，一如那段刚柔并济的历史——一个代表武力征服的终结，一个象征文化守护的开始。当我们在千年后重读这段历史，不禁感叹：卧榻之侧，终究容不下分裂的酣睡，但可以安放一杯共饮的“太平酒”。

 

《太平年》的深刻之处，在于它让我们看到：在历史的十字路口，除了兵戈铁血的征服，还有一种力量叫放下，有一种功业叫守护，有一种太平叫回归。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密码——在极致的乱世中，总有对“太平”最执着的向往，总有对苍生最朴素的悲悯。从钱弘俶的“不忍”，到冯道的“但知行好事”，从吴越的“以法护耕”，到今日我们对和平统一的期盼——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，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、统一性、和平性最生动的注脚。

天下一家，书轨无外。何以得太平？不在城高池深，而在心系苍生；不在逞强斗狠，而在识势知归。这，正是《太平年》留给我们最深沉的历史回响

 

 那么观看电视剧前先随小编了解下，五代十国那段动荡的历史吧。

 

五代十国大变局

著者: 姜越

出版社: 辽宁人民出版社   

索书号: K243.09/S1801

主要内容  本书是一部历史类社科书普及读物。五代十国夹在盛唐隆宋之间，看似毫不起眼。然而，单论这段历史过程的曲折、斗争的残酷、命运变幻的无常性，则丝毫不逊色于三国时期。这个时期的政权短促而激烈，其中虽不乏治世明君，却也挡不住历史洪流的脚步。这个时代上演了无数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，又导致了多少人间悲剧的发生？这个扭曲而不堪的历史时代，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新时期。本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五代十国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这才是五代十国史

著者: 王平客

出版社: 中国书籍出版社

索书号: K243.09/S2011

主要内容  本书讲述五代十国历史故事，时间从公元907年4月朱温建立后梁开始，到公元979年5月赵光义消灭北汉结束，前后共七十二年。本书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分，对应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四十七年，可以用“五代兴替、十国风云”来概括(本书前76章)。第二阶段二十五年，可以用“统一大业”来概括(本书后24章)。本书从细节着手，以时间为序讲述五代与十国的故事，适当表达对一些人物及事件的观点。史料中有大量的细节，无须演义也一样精彩。笔者在讲述中，所用细节，甚至人物的对白，都取自史书，没有任何杜撰。

 

 

 

 

五代十国制度研究

著者: 杜文玉

出版社: 人民出版社   

索书号: D691.2/S0601

主要内容  这部专著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的概说，而是就其钻研所得作专题性的考枋，如其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贡举制度、选官制度、考课制度、殿阁制度、起居制度、史馆制度、封爵与叙封制度、俸禄制度、兵制、助礼钱与诸司礼钱等的研究，无一不是如此。其中绝大部分专题都是前人研究所没有涉及的方面，即使个别专题的某些内容有人涉及过，但此书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所突破，获得了新的研究结论。